□陈国媛（苏州大学）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公布的教师选调“超低分”录取名单引发热议，随着当地教体局回应：承认此前未经认真分析研判，便要求参加县城区小学遴选考试的农村小学教师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和初中教师资格证的需要同步参与农村初中遴选考试。经监督，相关部门将严肃处理县教体局考虑不周相关人员。

然而，当舆论场习惯性关注“政府和学校该为教育负什么责”时，我们更该清醒认识到：教育的良性发展从不是某一主体的独角戏，而是政府、市场、家庭、社会需要共同完成的责任拼图。任何一块的缺失或错位，都会让整个教育生态失衡。

永新县事件中，教体局的行政失误成为争议焦点。强制跨学段遴选初衷或许是为了优化师资配置，将优秀的农村小学教师引入县城初中，但却严重忽视了教师群体的专业特性与个人意愿，效果适得其反。政府在教育中的责任，是搭建科学的规则框架进行教育资源的合理调配，通过调研、听证、试点，充分吸纳一线声音，以精准对接教学需求，让政策设计贴合教育本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全权包办资源配置。

从长期来看，当区域发展的天平失衡，教育资源的流动会脱离政策的主观意愿，呈现出“向优聚集”的客观市场规律。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只会加剧矛盾的显化。教育资源流动的背后，我们应当正视乡镇教师对于更优生活与发展环境的合理诉求。这种诉求需要依赖长期的经济建设与基础设施完善，绝非一场考试、一项政策所能简单调控的。

正如曾有农村教师反映的那样：“不是不想留在农村，是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得往县城跑。”破解教育资源聚集失衡的问题，关键是用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当乡村全面振兴战略让农村产业活起来，当县域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农村公共服务升级，教育资源的流动才会趋于均衡。此时，政府再进一步综合各种手段缩小城乡教师待遇差距、完善农村学校硬件设施，使得乡镇的教师不必为城区更好的生活而被迫应试，流动才能回归自愿与合理。

另一方面，在永新县事件的舆论讨论中，鲜少有人追问：除了政府和学校，家庭与社会该为教育做些什么？这种集体沉默，暴露了教育责任的认知缺位。政府被期待“包办所有教育问题”，教师被要求“解决学生成长的一切难题”，家庭与社会的角色却在有意无意地“缺位”中被弱化，不仅让教育压力过度向单一主体倾斜，更可能导致教育成效陷入事倍功半的窘境。

许多县城教师都曾反映，学生监管压力太大，呼吁家庭社会的责任回归，配合学校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关注其心理健康。当农村家长能通过家校群及时了解孩子学习情况，当城区家长不过度用分数苛责教师，教育才能形成合力。此外，社会需构建尊师重教的氛围，媒体可以少些对“低分教师”的苛责，多些对农村教育困境的关注。当教师不必为超低分承受舆论暴力，当专业尊严得到维护，他们才能更专注于教学本身。

说到底，永新县教师选调的争议，不过是城乡发展差距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缩影。与其说是一次政策失误，不如说是一堂关于教育责任的公开课。它提醒我们：教育的发展从来不是某一主体的独奏，而是政府和市场相互平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合唱。当每一方都清晰自己的责任边界，又能彼此协同，教育才能走出“头痛医头”或是“用脚投票”的困境，真正实现均衡与公平。这，或许是永新县事件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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