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鹏

前不久，“男子6万月租住进甲醛房”登上热搜。据公开报道，当事人马先生租下每月6万元的房子，入住两个月后出现身体不适，经测试甲醛超标2倍。但房东、中介则称房子多人住过，不存在甲醛问题，房东拒绝沟通退押金。记者致电当地相关部门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回复称，属地街道、派出所对房东和租客进行调解，最终双方达成一致。《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中国有近2.6亿租房人。一次次的“串串房”事件牵动着公众的心。（9月8日 《法治日报》）

从北京冯先生为追回4.8万元租金耗时近两年维权，到杭州李女士遭遇“投诉无门”只能诉诸法院，再到上海夏女士被假检测报告蒙蔽，频发的“串串房”事件，揭开了住房租赁市场的隐痛。这类用劣质材料快速装修、甲醛超标的房源，成了威胁租客健康的“隐形杀手”，而租客维权时面临的“检测造假、责任推诿、投诉不畅”困境，更暴露出一个关键问题：“串串房”的病，绝不能只靠消费者独自“医治”，更需监管发力、制度兜底，才能还租房市场一片清朗。

从多位租客的经历来看，“串串房”维权难，难在“三道坎”，而每一道坎都指向监管与制度的缺失。

第一道坎是“证据造假与责任真空”。夏女士遭遇的“无公章假检测报告”、冯先生面对的“中介双身份规避责任”（签约用经纪公司、装修用租赁公司），本质上是市场缺乏对房源检测报告的统一审核机制，也未明确中介与房东在装修质量上的连带责任。租客即便手握合法检测报告，也常因合同漏洞陷入“各说各理”的僵局。

第二道坎是“投诉渠道不畅”。李女士拨打投诉热线被以“民事纠纷不受理”拒之门外，周女士报警后仍需靠法院调解——现有投诉机制对“个人中介+房东”的纠纷缺乏有效介入，行政监管与司法救济之间存在“空白地带”，让租客维权陷入“求助无门”的困境。

第三道坎是“维权成本过高”。冯先生耗时近两年才追回损失，周女士为几千元押金要走法律程序，对普通租客而言，时间、金钱与精力的消耗，往往让维权变成“得不偿失”的选择。这种“高成本维权”，变相纵容了不法中介与二房东的侥幸心理。

要治好“串串房”的病，不能只寄希望于租客提高警惕，更需多方合力，构建全链条的治理体系。

首先，监管要“主动向前”，筑牢房源准入门槛。相关部门应出台租赁房源“强制检测”制度，要求中介与房东在出租前必须提供CMA机构出具的空气质量报告，并对报告真实性进行备案审核；同时，严查中介“双身份”“假报告”等违规行为，加大罚款与信用惩戒力度，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其次，制度要“兜底保障”，降低租客维权成本。可建立租赁纠纷快速调解机制，设立专门的住房租赁维权通道，由专业人员介入协调，避免纠纷直接推给“法律途径”；同时，明确合同示范文本，强制要求注明装修质量责任与甲醛超标赔偿条款，从源头减少“责任推诿”空间。

最后，行业要“自我约束”，强化诚信体系建设。租赁平台应建立中介与房东的信用评级机制，将“串串房”违规记录纳入信用档案，对失信主体实行“行业禁入”；同时，推广“阳光装修”模式，公开房源装修材料与检测报告，接受租客监督。

2.6亿租房人的居住健康，不该成为市场逐利的牺牲品。“串串房”乱象的治理，考验着市场监管的精度与制度保障的温度。唯有让监管“长出牙齿”、制度“兜住底线”，才能让租客不再孤军奋战，真正实现“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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