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2014年反腐是“官员通奸年”，或许有夸大之嫌；说“官员通奸”是2014年反腐热词，恐怕一点不为过分。
　　
　　公开资料显示，自2014年6月5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的违纪情况通报中出现“与他人通奸”的措辞以来，至少已有逾30名落马官员因“通奸”被中央纪委通报，其中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等7名省部级官员和1名国级“大老虎”。
　　
　　我注意到不少媒体在报道官员通奸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有色眼镜。不是刻意把“通奸”做到标题上——生怕受众看不到；就是突出对通奸性别人数情节细节的描述——唯恐吊不起受众的胃口。我不知道，戴有色眼镜围观官员通奸，到底会不会激发起受众窥私亢奋，进而产生如鲁迅当年评《红楼梦》时所说“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的眼球效应；但我知道，戴有色眼镜一定会模糊官员通奸公权买春的本质。
　　
　　通常意义上，通奸是指社会上双方或一方有配偶的男女自愿发生不正当性关系，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其在客观方面至少同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非配偶男女双方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二是不正当性关系必须是男女双方自愿发生；三是造成不良影响。官员通奸则与之有着本质分野：一是通奸主体不同于通常的地位平等民事主体，而是一方或双方是官员；二是双方或一方“被自愿”，不同于通常的两情相悦，而是“权色相悦”“钱色相悦”；三是后果相左，虽皆具“不良影响”，但通常通奸行为庶几给行为人自身名誉、各自家庭、所在组织造成负面影响；而官员通奸后果则远超过此。其不仅产生上述影响，还亵渎了公职人员职务和公权力的纯洁性，并致使以权易色以钱谋色。由是，与其说官员通奸是通奸，毋宁谓之“公权力买春”，换言之，是用民众的授权和纳税人的钱“买春狎妓”。
　　
　　纵观无数落马男女贪官通奸行为，尽管表现形式不一，但属性殊途同归。究其本质，无非是基于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的性贿赂，而与两情相悦干柴烈火的一夜情“八杆子打不到一块”。换言之，只能将其归因“权力思淫欲”，而非“富贵思淫欲”。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正是权力征服占有欲激发男女贪官性欲荷尔蒙亢奋，进而上演男官拜倒在女人石榴裙下，女官向男人投怀送抱的现代“肉薄团”床戏。殊不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官员通奸行苟且事东窗事发后，不像庶民通奸大不了私奔离婚赔偿损失等，男女贪官们庶几不约而同选择“通奸本是性交易，大难临头求自保”悉数招供，而非“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为情人担当殉情，便是现实佐证。而且，从他们供述的事实看，贪官通奸目的一个在动物兽性的满足；一个在动物性外金钱房车上位等物质利益的满足，谈不上发乎荷尔蒙“食色性也”的真情实性。
　　
　　刑法规定，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实施的贪污、受贿等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以及与贪污、受贿犯罪密切相关的侵犯职务廉洁性的行为。其构成要件在于，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客观表现为侵害国家廉政制度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一类是自然人即国家工作人员一类是单位这；犯罪主观方面均由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设若一一对号入座，不难看出官员通奸也是侵犯国家廉政建设制度，侵犯职务廉洁性的严重行为，且行为特征完全符合本罪名四个构成要件，理应以“性贿赂”定罪论处。
　　
　　官员逢贪必通奸成为贪污犯罪规律，早已不是“人咬狗”新闻。早在2007年，最高检主办“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展览”就有统计，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16位，有近9成（14位）包养情妇，有的甚至包养多位情妇。稍后的2009年，中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组长、原中纪委常委祁培文在东莞作“三纪”教育报告时指出，“在中纪委查处的大案中，95%以上都有女人的问题。”令人尴尬的是，“与他人通奸”似乎防不胜防，近年来像牛皮癣一样在男女贪官身上发作，并呈现星火燎原暴发扩大的难遏失控之势。
　　
　　对违纪官员通报直接点出“与他人通奸”，一方面证明近年来官员“与他人通奸”呈现与贪污犯罪如影随形高发频发态势；另一方面，则佐证仅对违纪官员通报直接点名“与他人通奸”，尚不足以对已然发案有既遂罪犯形成罪罚相当宽严相济的惩戒，对尚未发案的未遂犯罪嫌疑人“通奸”行为形成儆戒。缘此，性贿赂入刑早已为法学反腐专家呼吁多年。遗憾的是，因为支持反对双方“驴子不服骡子”，谁也说服不了谁，致使一次复一次说了白说不了了之。
　　
　　然而，我们可以等待性贿赂入刑时日；但不该容忍报道官员通奸的花边化娱乐化倾向，进而，让有色眼镜模糊官员通奸公权买春的本质，让疗治官员通奸的对症药方渐行渐远。
　　
　　文/陈庆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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