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孩子的生命，终止在跨年之前。12月28日，云南巧家县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实了网上流传的一份当地学校因“4名儿童在家烤火身亡”发起的募捐倡议书。该工作人员称，“四个孩子在家中烤火出事，学校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为其家庭开展募捐”。（12月28日澎湃新闻网）

　　烤火取暖，中毒身亡。

　　这8个字的悲剧，早不是头一遭上演。在城市为空调和暖气而纠结的时候，这些自生自灭的留守孩子，他们只能靠炭火等取暖。出事儿的，也许是概率上的偶然；更多没出事儿的，可能还是懵懂在生死边缘。“学校出于人道主义关怀为其家庭开展募捐”——这点微薄的捐款，固然是人性之暖，不过，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和挣扎在生存线上的生命来说，大概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有些叫人如鲠在喉的问题，虽然是个马后炮，还是有必要问清爽：第一，地方上的留守儿童关爱工作，说起来雷霆万钧，对于这4个孩子的生存现状，职能监管部门知情吗？或者说，他们究竟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第二，留守儿童教育，底线还是安全。对于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来说，通识教育可能远不如生命安全教育更为迫切。那么，在孩子罹难之前，教育部门究竟做了多少“防煤气中毒、用火用电、交通等安全方面的宣传”？

　　数年前，贵州毕节5名流浪儿童烤火取暖窒息而亡。及至2016年1月3日，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6名学生，被发现死于当地一民房内，原因还是在屋内烧炭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身亡。贫困地区的这些生命惨剧，之所以叫人倍感震撼而悲怆，大概无非两个原因：一则，他们是孩子，是我们心心念念“再苦不能苦”了的孩子。一个社会对孩子和老人的态度，比什么都能检阅这个社会的良心。相较于轻佻的“油腻中年”或“佛系青年”，留守儿童的安全议题，恐怕不是流量的娇嗔，而是实锤的顽症。二则，这类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虽有审丑疲劳之势，却叫人始终意难平。公共服务和权力作为的底线，如果不能保护我们孩子的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愿景恐怕终究太过冰冷。

　　据教育部统计，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达2075万。最新的数字来自国家卫计委，其《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留守儿童监护人平均年龄为58.2岁，接近95%的留守儿童主要监护人为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他们，一边成就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边“藏身车底颠簸80公里”只为进城找父母。忽然想起春节期间的一段视频：一名7岁留守儿童拼命抱着妈妈不撒手，任由爷爷奶奶怎么拉都劝不动。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喊着：“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是的，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孩子。我们欠“烤火身亡”的孩子些什么？亲情的割裂、家庭的分散，这些都能忍；生命的消失、底线的僭越，叫人如何不动心？只是，捐款不能替代制度，哀恸不能遮蔽问责，更多寒风里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生命，仍需要靠谱的守护。

　　文/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