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链接：一个人的文艺复兴|龚曙光首部散文集《日子疯长》深圳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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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拿到这本书，便有多名文化圈和教育界的朋友跟我谈起龚曙光先生新近出版的《日子疯长》。这些朋友都是读书种子，心气与眼界俱高，从不轻易许人，但《日子疯长》让他们眼亮、心热，甚至血脉偾张。

　　他们很吃惊，鼎鼎大名的湖南出版集团董事长竟然出了一本散文集，而且写得如此之好！有个青年朋友问我，为什么这么好的散文不是出自一名散文家之手？我答道，能写出好散文就是散文家呀，你管他的职业是做企业，还是当主持，或者是贩夫走卒卖浆者流。文学是最为公正的女神，可以重新定义任何一个灵魂孤独而精神丰饶的跋涉者，无论你在哪个阶层、哪个位置。

　　更何况，曙光先生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他在经商之前，已经是一名颇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与在省文联《理论与创作》编辑部任职的曙光先生有过多次通信。我当时刚学写散文，迷恋于寻章摘句的书斋式写作，文字追求古雅秾丽，曙光先生在信中对这种写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认为文风不可复古，文字不可逐雅，雅只有与俗打成一片才有生命力。当时我发表了不少作品，却境界不高，突破无力。这对我既如当头棒喝，又似醍醐灌顶。几经搬家，那些信不慎遗失，信里这些话却镌刻在我心坎上，让我时时回想和自省。我后来写小说、组建《大学时代》杂志社、主办湖南首届“青年学习节”等，都是为了让自己浸淫到俗务中去，从琐碎的日常和繁难的挑战中探骊得珠。只是我才力不逮，悟性不高，创作成绩有限，而曙光先生则将自己才干的“动车”拐离文学幽径，驰骋于五光十色的文化通途和商业大道，大展其宏图与伟略。此后，我仅在一些公共场合聆听过几次他的演讲、报告，在众人对他的啧啧赞叹中毫不惊讶他愈益俊郎的风神和启人心智的妙论。

　　同样，我毫不惊讶《日子疯长》所具备的文学品质。因为事情的真相是，这本散文集绝非一个成功企业家的临时客串，而是一名优秀作家的漂亮回归。临时客串只会把雅事弄俗，漂亮回归则是将俗事做雅。我觉得，曙光先生始终在恪守“雅只有与俗打成一片才有生命力”的生活理念。有雅支撑，他才会把俗事做得那般出神入化；有俗打底，他也才能把雅事做得这样举重若轻。

《日子疯长》新闻发布会现场。摄影 杨杨 秦楼

　　我想探究的是，曙光先生为什么要回归？一个把出版湘军打造成一支铁军、把湖南出版集团提升到稳居全国第二、获得无数荣誉的杰出企业家，为什么会在他职业生涯的晚期悄然亮剑？按道理，他已经走得够远的了，远得让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他曾经是个作家。然而，他喊回就回来了，好像他一直就不曾远离过。

　　我在急切而快意地阅读当中，心头渐渐浮现出两个字：超越。

　　先谈文学的超越。时下乡土写作、亲情写作成风，尤其在门槛并不高的散文领域，成了廉价乡愁的表演场和庸常亲情的积散地，同质化十分严重。很多作者文字功夫也不错，但在面对生养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时，往往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情感，多放纵，少节制，多陷溺，少咀嚼，多倾诉，少审视。曙光先生不一样：既然已走远，就站在远方回望故乡，而不是笔头还没拿起，就一个劲地向故乡和亲人扑去，那只会扑个虚空，或顶多在盛满泪水的池子里打个滚，自我宣泄一番。

　　距离，是美学的关键词。而在曙光先生这里，这个距离不仅是平面上的，还有空间上的，不仅有长度，还有高度。故乡风物与人物在他笔端都成了他揣摩、省思和审视的对象，让他的文字于抒情与描写之外，多了极富辨识度的智性色彩：

　　“母亲对生活没有要求，而她对精神的欲求却又秘而不宣。母亲与我们朝夕相处，而我们却觉得她其实生活在别处，在一个完全闭锁的自我世界里。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精神的世界太过强大，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襄助和认同，还是这个精神的世界太过脆弱，根本经不住任何外人的靠近，一碰就碎。”（《母亲往事》）

　　“农事便是我的少年课业，是我一辈子做人的底气。不仅是春播秋收的那些技能，更是对待生计那种平和而从容的态度，对待土地那种依赖而庄敬的情愫！还有在寒暑易节的代序中，对待大自然那种质朴、敏感而自在的审美感动。”（《少年农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高大的银杏树，第一次感受到那么俊逸洒脱、纯净明亮的树木之美。那是霜雪下的倔强春意，是肃杀里的反叛抒情！因了这棵银杏，我一直怀念这栋两度借住的平常居民，一直惦记这位相处不久的朴实农民。这棵银杏，虽不是我湖畔生活的某种象征，却是我青春年少的生命中，一个抹不去的审美符号。”（《湖畔》）

　　再看思想的超越。在中国出版界，曙光先生是公认的有思想的企业家和出版家，这从他有关企业管理的著述和演讲中可窥一斑。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和理解，他远不满足于自己企业思想和出版思想的表达，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也远不仅止于企业和出版。无论多么杰出的企业家，多么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职业都只是他思想取得进步的基础，最终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取决于他的通达和智慧，一句话，取决于他把“人”做成了什么模样。

　　曙光先生无疑是志大才高之人，但有多少人志大胸空，才高性执，而曙光先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与本真。在他缜密的逻辑思维里，灵犀之光璀璨而清丽，仿佛繁星满布的天宇：在他感性十足的文字间，理性思考则有如江流中自成一格又与周围风景融为一体的岛屿、沙滩：

　　“母亲背负着沉重的理想生活，也背负着沉重的生活理想，在理想与生活的冲撞中妥协，在生活与理想的媾和中坚守，因拒绝妥协而妥协，因放弃坚守而坚守。生活是母亲理想的异物，生活又是母亲理想的归宿。”（《母亲往事》）

　　“在农耕中国的结构中，小镇是天然的经济运行单元；在权力中国的体制里，小镇是厚实的政治缓冲垫层；在科举中国的传承下，小镇是丰富的人才资源储备。星罗棋布的乡下小镇，是中华大地上最本色的审美元素、最自主的经济细胞、最恒定而温情的社会微生态。”（《走不出的小镇》）

　　“从祖父到小平的儿子，一晃已是五代人，每代人所处的时局不同，个性和追求也各异，然而他们的命数却相似得令人惊诧和费解！经历了一百年翻天覆地、惊世骇俗变局的中国乡土，与微末如同土地的农民，其改变究竟在何处，在梦想还是在命运？”（《财先生》）

　　“平心而论，这些二三十年前吴卵泡引以为荣的作品，其人物不如他自己率性有趣，其命运不如他自己耐人寻味。搞了大半辈子创作，吴卵泡最令人惦记不舍的作品，大抵还是他自己……”（《我的朋友吴卵泡》）

龚曙光在《日子疯长》新书发布会现场畅谈他重返文学领域的心路。摄影 杨杨 秦楼

　　最后，我想说说境界的超越。

　　时下，一本书等于一碟小菜。“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大约早已成了古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精神如此匮乏，娱乐如此旺盛，游戏如此流行，出书却像赶集一样，很多官员、专家、教授动辄著作等身，而位居中国最有实力的出版集团的董事长，曙光先生仅出过三本书，《日子疯长》是他第一部纯文学的散文集。这本书对于他的意义毋庸置疑，而我对它的定性是：这是一部回归之书，是一部重构之书，是一部超越之书。

　　从时间而言，过去不可能再回来。但人类有记忆，记忆可以招魂过往。把过往的魂招回来干什么？重构那个属于自己的“故乡”，重塑那个到处“寻找窗口张望”的乡下少年，将过往的一切元素：母亲、父亲、三婶、大姑、祖父、知青、山上、湖畔、梨树……重新构成一个小镇，构成一块田园，构成一处“梦溪”，构成一面有着舒缓平和的乡村生活与宽厚朴拙的乡土人情的织锦。

　　这个工作或许有两重意义。

　　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我们可以环顾四周，看看现在的乡村是个什么样子。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前二十年，发生在中国所有的大事，战争、运动、建设、开发，无不让乡村生活和乡土文明创痛巨深。中国乡村或徒有其表，或连表象的皮毛皆不存，我们该如何面对？《日子疯长》自觉不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

　　对于曙光先生个人来说，我暗自揣度，他是想通过这本书，通过对故乡的重构，找到一条幽邃而舒畅的时空隧道，返回那个生性质朴却又怀着崇高梦想的乡村少年：“人愈大小镇便愈小，人大到可以奔走世界，小镇便小得逸出了世界。当我们将世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辈子的奔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小镇。”

　　然而，此少年非彼少年也。彼少年百事不惧，此少年则深怀敬畏；彼少年足不出镇，此少年则已奔走世界；彼少年懵懂无知，此少年则满腹经纶，决胜千里……这样一个少年，从他重构的“故乡”重新出发，他将走多远，将抵达怎样一种境界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奇怪，才华惊世、气场惊人的“龚董”何以会在峻岭之巅，更关注小丘，在洪涛之畔，更流连涓流，在子夜独行时，会为一星灯火而热泪盈眶，在年节欢宴上，会为行乞的叫化而黯然伤神……面对俗世，他如此强大；面对万物，却又如此温柔——只因，他是一名超越者，是一个朝圣者：

　　“世上原本所有的朝圣者皆为自圣！无论朝觐的圣地路途是否遥远，最终能否抵达。而真的圣者，一定是在朝圣路上衣衫褴褛的人群中。”

　　再疯长的日子，也肇端于初绽的曙光。再绚丽的曙光，也启蒙于深沉的晦暗。

　　再慢的日子，过起来都快。再快的日子，也安放得下朝圣者缓慢而坚定的足迹。

　　白云苍狗，岁月骤逝，永远不变的，是初心，是梦想，是一个人应该感受到的自我承担、自我救赎和自我突破。

　　文/吴昕孺